张兴祥 等︱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提要

 随着近年来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日益遭受冲击，新冠疫情大流行叠加俄乌冲突，使全球供应链合作陷入困境，甚至面临解体之虞。逆全球化向国家本位主义的回归，无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企稳与发展。因此，谋求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探索摆脱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之策至关重要。首先，新的区域供应链合作模式正在取代旧的全球供应链合作体系。其次，国家本位主义导致当今全球供应链陷入合作困境。再次，全球供应链合作模式的变化本质上是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在国际分工与协作上的体现。最后，破解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需要确立新的战略思路，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二是以平等互惠原则开展区域合作；三是开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建设合作。

 /

关键词

全球供应链；国际合作；资本主义发展矛盾

 /

过去几十年，全球供应链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快速发展，保障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然而，随着近年来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日益遭受冲击，新冠疫情大流行叠加俄乌冲突，使全球供应链合作陷入困境，甚至面临解体之虞。经济全球化推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与协作，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全面、完整、独立的产业链和供需链，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关系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逆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少数国家企图从本国利益出发，向国家主义回归，这显然无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企稳与发展。因此，谋求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探索摆脱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之策至关重要。

一

新的区域供应链合作模式正在取代旧的全球供应链合作体系

为便于后文展开讨论，我们先对核心经济体和非核心经济体两个概念进行简要界定。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部分联结而成。其中中心区为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通过不平等的分工关系控制有利的贸易通道，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在世界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我们将其定义为核心经济体，也即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而边缘区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只能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销售市场，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半边缘区虽然摆脱了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锁定，但仍受中心区支配和控制。鉴于此，我们将后二者定义为非核心经济体，它们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在产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推进供应链全球化，有利于其转移低端产能，同时在本土实现产业升级，双向获取丰厚利润。同时，“只要条件具备、战略得当，发展中国家也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在核心与非核心经济体经济耦合的状态下，世界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一系列原则上体现平等合作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制也在此阶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roup of Twenty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G20）。然而，随着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金融全球化代替供应链全球化成为其战略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虚”“实”经济的脱轨、金融的过度膨胀导致金融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内部矛盾激化，供应链全球化已经不再符合其切身利益。这是因为非核心经济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图，已经威胁到原本的全球价值流向，如此一来，核心经济体便无法继续通过传统全球供应链模式来转嫁或转移自身的内部矛盾，即由非核心经济体向核心经济体不断“输血”，从而维持核心经济体内部的高福利及低通胀等。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强国不断“退圈”，并致力于构建新的“小圈子”，以实现其战略利益。而非核心经济体一方面饱受上一轮供应链全球化遗留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困扰，另一方面被迫承担核心经济体金融化时期转嫁的危机，如果它们不听从核心经济体的摆布，就会在新一轮核心经济体重构供应链圈子的进程中面临被排斥的困境。

01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平等合作体系逐渐解体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全球性贸易组织，其前身是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WTO的成立旨在减少国际贸易的障碍和确保全世界拥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尽管这一体系在资本主义强国的主导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公平，但至少在原则上体现了平等合作。如果策略得当，边缘经济体仍可在其规则体系下获得发展机会，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后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的原因。

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WTO在维护世界贸易公平性方面的作用逐渐减弱。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贸易政策年度报告中称，美国要“捍卫贸易政策主权”，贸易争端的解决优先遵守国内法，而不受WTO的裁决。美国的“退出”不仅使WTO丧失了全球性，也让这一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以WTO为代表、基于平等的全球性贸易协议组织的发展也基本上走到了尽头。这极大地损伤了世界经济，全球贸易增长率的显著下滑就是明证。2012—2020年9年间，有7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3%，其中有4年为负增长。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各国内部民粹思潮加剧，经济上不断挤压国际平等竞争发展的生存空间。尽管2021年全球贸易增长率超过20%，但2022年增长率再次回落，目前总体趋势并不乐观。

02

金融资本主义正在构建“区域一体化”的供应链联盟

在以WTO为代表的平等合作体系解体的同时，金融资本主义正以“区域一体化”为主导重构全球产业链。例如，美国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为代表的新型贸易同盟，以及最近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和“芯片四方联盟”等。这些同盟主要囊括的是战略利益相符的核心、半核心经济体，以及认同且愿意服从核心经济体的有利用价值的非核心经济体。以这些“小圈子”为基点，打击、攫取、侵蚀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利益，甚至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对非核心经济体不再一视同仁的行为，可以逼迫非核心经济体站队，一旦非核心经济体选择妥协，则必然被要求把更多的核心利益让渡给核心经济体；若非核心经济体不从，则可以通过“小圈子”加以排挤、孤立、制裁，甚至以软实力相威胁，使之内外交困，最终“缴械投降”。其中，那些金融资本自由程度越高的非核心经济体越容易受制于人。原因在于，国际认可的资产大多以核心经济体货币资产形式存在，国际债务形式大多以核心经济体货币为计量单位，因此，越是金融自由化程度高的非核心经济体，受核心经济体货币政策影响及受国际游资攻击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成为“小圈子”浪潮的受害者。

另外，从四个组织成员构成可以看出，核心经济体主导的“小圈子”往往将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地区）囊括其中，而中国（大陆）却被排除在外。中国（大陆）作为世界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很明显被有针对性地加以排斥。因此，所谓供应链逆全球化，其实质是“去中国化”，这与美国的战略东移是遥相呼应的。中国提出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等，使美国深感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中国被特别对待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型贸易同盟一方面掀起了“小圈子”的浪潮，另一方面为核心经济体继续从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中获取利益并控制非核心经济体的实体资产提供便利。换言之，这一逆全球化浪潮实质上是通过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逆全球化来维护其金融全球化或金融霸权的。事实上，无论是哪种全球化，都是为了使全球生产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流向核心经济体，即后者尽最大可能攫取全球剩余价值。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核心经济体主动依靠殖民掠夺附带全球供应链塑造来达到此目的，二战后则主要通过全球供应链结构性安排而得以实现。如今，金融全球化已成为比供应链全球化更加有效的工具，必要时，核心经济体只能以牺牲供应链全球化来成全金融全球化。

03

非核心经济体面临被西方供应链联盟排斥的困境

尽管一些非核心经济体有可能被纳入核心经济体围成的“小圈子”中，但它们依然服务于核心经济体金融资本利益。换言之，如果非核心经济体对于核心经济体毫无战略价值，就不可能进入这些“小圈子”。从伴随战略重心变化的美国国际关系演变可以看出：当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中东时，处于重要战略地带的中东非核心经济体就会时常出现在美国的“合纵连横”计划之中；而当其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时，亚太地区的非核心经济体又成了“炙手可热”的角色。而在非洲等非美国地缘战略重点或非美国主要地缘战略竞争对手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非核心经济体则很少出现在美国的“小圈子”成员名单之中。退一步讲，即便是能够短期加入这些“小圈子”的非核心经济体，也从未真正能融入其中，共同分享核心经济体的利益，土耳其的经历或许有一定典型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土耳其渴望通过全面“西化”改革，主动投入西方怀抱，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例如，“凯末尔主义”（Kemalism）就以“脱亚入欧，加入欧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为目标。得益于其重要的地缘位置，土耳其如愿加入北约。然而，土耳其一直未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实现与欧盟诸国共担风险、共享发展成果之目的。直到最近，为了对付俄罗斯，美国才同意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而此时的欧盟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土耳其的加入也仅成为一种名誉式的政治符号。这一事例恰好印证了，即使美国并非欧盟的成员国，它也可以实施长臂管辖，把后者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此外，如果具有一定地缘政治分量的非核心经济体政权不配合核心经济体的利益，就会遭受打击或制裁。例如一旦该类国家企图坚守或收回资源或货币主权，触犯跨国资本利益而得罪跨国资本所在的核心经济体，那么就会受到有针对性的排斥。以委内瑞拉为例，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查韦斯主政后努力收回资源主权，试图掌握国民经济，还是由其执政为起点而掀起的拉丁美洲左翼浪潮，都威胁着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总之，对大多数无法参与金融资本全球竞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只能被动接受金融资本恶性竞争转嫁的危机，因此必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即便占据大国地缘战略竞争要点，也只能成为“半边缘”国家。

二

国家本位主义导致全球供应链陷入合作困境：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国家作为国际法的核心主体，是当下国际社会事务参与的最基本单元，即便存在超国家的组织，其权力、财力亦来源于国家，国家因而拥有退出国际条约和组织的最终决定权。尽管一个国际行动的背后推手是一个跨国单位，但在进行国际活动、维护国际利益时，仍然要借助国家机器的政治及军事力量——这正是国家本位主义的现实土壤。

01

国家本位主义与非合作博弈、后发者劣势

开启近代国际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主权国家确认为国际行为的主体，其目标诉求自始便体现为排他性的利益。主权国家对内拥有最高的权力，对外是独立的权力主体，在此现实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本位主义也自然地指向两方面：对内，在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的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以统治阶级利益为先；对外，以国家利益为先。

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实体，国际法律无法对国家行为形成强约束力。因此在博弈论话语中，国家间的互动是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参与者不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经典案例，它满足以下条件：

（1）假设有两位玩家，a代表双方都选择合作时的收益；若一方合作一方不合作，则合作者取得收益b，不合作者取得收益c；若双方都不合作，则收益为d。

（2）c>a>d>b。

这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国际上对等势力之间的博弈。

由于没有强约束的协议，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弱肉强食法则长期主导着国家间关系，如果弱者不遵循强者制定的规则，将会自外于国际社会，甚至受到强者的打击，而实力差距决定了弱者无法或要付出巨大代价来承受伤害，这使得弱者的行为受到强者行为的强大约束。强者由此具备了更高的行为自由度，而弱者则亦步亦趋。二者的关系类似于斯塔克伯格模型（Stackelberg Model）中的企业间不对称竞争，领导性厂商（强者）决定一个产量，跟随者（弱者）根据这个产量决定自己的产量。由于领导性厂商充分了解跟随厂商会如何行动，加之其先天优势（如规模效应等），因而具有先发者优势；而跟随者只能在约束下选择产量，分得较少的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后发者劣势”。本文中，将核心经济体设定为强者，将非核心经济体设定为弱者。与斯塔克伯格模型不同的是，本文核心经济体与非核心经济体的决策是：要不要全球化。

02

对等势力经济体间的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

囚徒困境常常是对等势力经济体博弈的结果，我们可用一个博弈模型来解释冲突的囚徒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假设A国和B国为实力相当的两个大国，在双边贸易中，它们有两个相同的策略，即“合作”与“贸易战”。在静态博弈中，虽然选择“合作”策略可使双方的总体收益最大，但此时双方都有改变策略的冲动，因为选择“贸易战”的收益200大于选择“合作”的收益100，于是，“贸易战”便成为占优策略，A国与B国均选择“贸易战”，且这一策略组合为纳什均衡。尽管在无限次动态博弈中，“合作”策略有可能达成（实现长期收益最大化），然而，只要过程中一方率先挑起贸易战，为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必然选择“以牙还牙”策略，最终双方将陷入无休止的贸易战恶性循环中。

03

核心经济体行为对非核心经济体行为的强约束作用——后发者劣势

当博弈双方为核心经济体与非核心经济体时，核心经济体就成了斯塔克伯格模型中的领导者，而非核心经济体成了跟随者，只能在前者的行为约束下，最优化自身选择。核心经济体先行做出决策，非核心经济体在已知核心经济体策略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所处的历史阶段只有核心经济体自己知道。在核心—非核心经济体经济耦合阶段，由于核心经济体选择全球化的期望收益大于选择逆全球化的期望收益，因此总是偏向选择全球化。而当非核心经济体在观测到核心经济体选择全球化时，无论处于何种历史阶段，非核心经济体选择全球化的收益总是大于逆全球化。值得一提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经济耦合阶段初期（大航海时期的血腥耦合），正是由于一些经济体掌握了全球化的先机，所以成了核心经济体；而在经济耦合后期（相对文明的耦合），核心经济体便天然拥有了先发者优势。与之相对，在矛盾显化阶段，核心经济体若仍然选择全球化，与非核心经济体共同应对危机，有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为最大化自身利益，核心经济体将选择逆全球化。在这样的情境下，理性非核心经济体观察到核心经济体的行为，将判断此时为矛盾显化阶段，如果没有第三种选择，为最小化损失，只能同样选择逆全球化以求自保。综上所述，核心经济体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选择“全球化”（经济耦合阶段）或“逆全球化”（矛盾显化阶段）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而非核心经济体则只能被动地做出与核心经济体同样的选择。于是，最终的博弈均衡为：｛全球化，全球化｝，｛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即二者要么一起选择“全球化”，要么一起选择“逆全球化”。

无论是在上一轮全球化，还是在这次逆全球化浪潮中，非核心经济体均处于后发者劣势地位——理性前提下的选择受限，从而导致无法最大化自身收益。上一轮核心经济体主导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核心经济体通过各种方式打开了非核心经济体的国门，二战前主要依靠武力进行殖民统治，冷战后主要依靠软实力进行渗透等，非核心经济体被迫加入了全球化进程，虽在此过程中分得一杯羹，但一直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这一突发卫生事件的催化下，逆全球化浪潮加剧。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病毒感染人数逾95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0万。随之而来的是几近中断的全球人员交流，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经济陷入严重衰退。2020—2021年破产的企业数量累计增加35%，失业人口蹿升，约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跨境旅游规模收缩60%~80%；2.5亿人遭遇粮食危机。全球前5000家公司中约有65%的收入显著下降。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危机频发。在此情形下，核心经济体并没有承担起团结世界应对危机的责任，而是选择退守自保，“脱钩”“断链”此起彼伏，迫使各国更加注重产业安全，加速了供应链布局本地化、区域化进程。面对内外危机与核心经济体逆全球化的双重约束，自顾心态、民粹思潮泛起，非核心经济体为求自保也只好偏向选择逆全球化。

三

全球供应链合作模式变化的内在动因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本位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供应链逆全球化，这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因此剖析推动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因，更深刻地洞悉问题的本质，是寻求破解之道的前提。全球供应链合作模式的变化本质上是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在国际分工与协作上的体现，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自身发展方向与供应链全球化方向已不再一致，即核心经济体希望维持全球供应链现状的愿望与非核心经济体要求提升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呼声相左。先前主导供应链的全球化与现在“脱钩”“断链”的逆全球化，这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是一以贯之的，其目的都是维护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过去供应链全球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原因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产业资本集团有向外扩张市场、转移落后产能的内在需求。可想而知，由此发展形成的供应链全球化体系，必然导致利益分配的结构性失衡，矛盾最终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同样地，这也决定了在必要时，为维护其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输出过剩资本、金融全球化，核心经济体会毫不犹豫地推动供应链的逆全球化。而在这一变局中，非核心经济体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以下分别探讨核心经济体与非核心经济体改变全球供应链合作模式的动因。

01

核心经济体

所谓的核心—非核心结构实际上是世界资本集团的权力、利益分配结构。核心经济体是资本形成、积累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其背后的统治力量是资本利益集团，主导着供应链的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核心经济体的全球供应链战略方向，实质上反映了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变化。

1.金融资本主义维持核心—边缘体系的内在要求

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当金融被政治化，其活动就不再是中性的资本分配，而是一种阶级表现和控制机制。以国家体系之间相互联系为基础的金融全球化，在各国的市场活动中是极不平衡、分割且严重等级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金融深化，依靠压制大多数人来维护少数人利益，其制度成本极大。如果以政府债务为表征的上层建筑制度成本过度膨胀到经济基础无法承受的程度，终将爆发危机。冷战后在国际合作竞争下，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分工结构，非核心经济体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经济体输送，核心经济体地位不断增强，边缘经济体则不断削弱。在这一权力结构中，核心经济体一方面赚取全球性制度收益，另一方面向外转嫁危机，获利颇丰，因而核心经济体对这种权力结构强烈依赖。而在这种模式的结构矛盾激化前，参与全球化的非核心经济体亦可得到发展的机会。

然而，核心与非核心经济体合作的前提，是二者的发展阶段能够耦合。以中美关系为例，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中国的产能过剩填补了美国的产能不足，同时美国的资本流动性过剩又弥补了中国投资中的资本不足。但这种耦合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结构性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合作的破灭不过是时间问题。在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少非核心经济体得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全球化迫使非核心经济体向全球竞争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非核心经济体普遍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非洲实施了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拉美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国家指导下”的经济改革措施。在此浪潮中，拉美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国，非洲在1994—2002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南亚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增长速度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国际分工，产业转移，资本、技术等的加速流动，弥补了非核心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缺口，为非核心经济体打开了核心经济体的广大市场。这些都为非核心经济体提高经济竞争力、企业管理水平，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韩国、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都得益于此。

21世纪以来，“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使得新兴国家对核心经济体的威胁日益加深，加之核心经济体内部矛盾的双重威胁，供应链全球合作已不足以维持“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权力结构，这成为以美国为首的核心经济体推动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的重要动因。核心经济体资本金融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核心经济体在利用金融资产膨胀转嫁危机的过程中又深化了金融化痼疾。为压制非核心经济体发展以继续转嫁危机，核心经济体发动以“控制资本流向”为目的的逆全球化运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战略重心由膨胀转向相对收缩。

总而言之，在目前金融资本主义矛盾凸显阶段，将国内矛盾归咎于全球化，低成本向外转移国内危机，并在非核心经济体的危机之上，继续获取金融资本利益，才符合当前核心经济体的战略利益，逆全球化自然成为其理性选择。

2.供应链逆全球化既是矛盾运行的结果，也是缓解矛盾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家是全球经济基础的组成和构建单元，全球经济基础是全球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总和，国际权力作为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受全球经济基础变化制约并产生反作用”。因此，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是供应链逆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

一是产业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由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对象也由产业转向金融。以美国为例，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外部竞争等，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开始下降，企业大量外迁。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迫使资本主义精英将投资从生产转向金融领域。而在石油危机前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正式摆脱黄金开启其金融霸权之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心角色——货币的形式转变，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然而，在银行贷款形式下不断创造货币，使私人损失和风险社会化，在遏制经济疲软的同时也制造了通货膨胀，加剧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作为掌握货币霸权的核心经济体，美国需要向外输出通胀压力，而仅享受创造货币对其有利的一面。嫁接在全球供应链阶级分化上的金融全球化，使美国能够更加轻松地吮吸世界财富——只需开动印钞机即可。在已有全球供应链体系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起来，并要求改变当前的全球供应链阶级状况，也就是说，美国向外继续输出危机、攫取利益的行为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没有统治世界的帝国形态和实体经济支撑的美国，若无法依靠外部“输血”而继续存活，则必然走向崩溃。因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就与金融全球化相互矛盾，此时资本必然要求以产业链供应链的逆全球化为代价维护金融全球化。

二是金融资本过度的虚化发展，引发核心经济体的内部矛盾。在遵循市场法则和自由贸易原则下，美国制造业走向衰败，这也是美国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非金融公司一方面从金融活动中汲取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利息支付、红利和股权回购，增加了对金融部门的支付。尽管来自金融活动的利润日益增加，但可使用的生产性投资最终被限制，非金融公司面临融资困境，由此带来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美国通过掌控世界金融主导权，让非核心经济体的储蓄持续流向自己，对其进行金融掠夺，用非核心经济体的劳动成果来维持其内部福利政策和低通胀环境。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疫情冲击，核心经济体内部的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当前全球供应链模式及发展趋势已难以缓解其社会内部矛盾，掀起供应链逆全球化浪潮也就不足为奇。金融资本主义将本国政府和民众或其参与的排他性集团视为“自我”，将全球化其他参与者异化为“他者”——作为转嫁危机的对象，正是核心经济体快速缓解内部矛盾、巩固政权地位的最佳选择。

由是观之，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也就成为金融资本矛盾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3.非经济因素的动因

经济从来就不是真空中的东西，而是与政治、外交、军事、意识形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除了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这一经济基础因素外，属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战略定位，同样是影响全球供应链合作模式变化的重要动因，而且，从近年来的情况看，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

核心经济体想要维持其核心地位，就要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以美国为例，一战给欧洲带来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重心逐渐向美国转移。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同时从东西两个方向介入欧亚大陆：以苏联威胁为由，利用北约掌控欧洲；借日本战败之机，插手亚洲事务。冷战期间，美国用“广场协议”打击经济崛起的日本，又用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其全球霸主地位得以巩固。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全球供应链模式再次重塑。2001年后，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入驻中东，蚕食原属苏联势力范围；挑起东亚诸国领土争端，搅乱东亚格局，实现中日等国相互牵制，防止亚洲联合崛起。如今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合作模式的改变，同样延续了其对自身世界霸主的战略定位——争夺和维护世界主导权，进而实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

02

非核心经济体

当今世界，对全球供应链合作产生更多依赖的是非核心经济体。这是因为上一轮全球化加剧了南北差距，发达国家不仅掌握着有利于其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的知识和技术等要素，而且控制着全球供应链分工规则的制定。与此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制约，被迫接受不利的国际分工安排，只能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低端，难以摆脱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劣势。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非核心经济体，由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互补性较差，所以在全球化竞争中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等往往难以仅依靠“南南合作”获得。

1.调整全球供应链不平等合作模式的诉求

非核心经济体虽然要求全球化，但也存在改变当前供应链合作模式的诉求。对大多数非核心经济体来说，全球化其实是把“双刃剑”。虽然全球化给非核心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但伴随而来的危机同样不容小觑。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传媒手段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使西式政治自由化思想广为传播，核心经济体借机在非核心经济体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要求非核心经济体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政治变革，这大大削弱了非核心经济体政权的权力基础。代表各种信仰和利益的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等越来越大，跨国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强化，使得国家的部分权力丧失，社会契约主体由国家向世界转移，这严重威胁着非核心经济体尤其是弱小经济体的国家建设。由于多数非核心经济体在二战后才独立，面临严重的部族、民族、种族、宗教等问题，易受外部冲击，经济全球化与核心经济体的强行介入，加剧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弱小的经济体在外部压力下出台的政策，并不符本国国情，从而加剧了这些立足未稳的国家的内部不平衡，为社会动荡培植了沃土；或是盲目实行“西化”改革，使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脱节，背负沉重外债，或是延续了殖民化时代对单一经济的依赖，导致经济陷入不健康的困境，前者的代表有印度，后者有委内瑞拉。

因此，非核心经济体一方面依赖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一方面又深受内外结构不平衡之害。前者导致其无法脱离全球供应链体系，因此非核心经济体要解决的是当前全球供应链合作中的问题，而非选择逆全球化。由地位不均等导致的机会不均等是非核心经济体面对的供应链合作中最凸显的问题。在过去的合作模式中，非核心经济体靠出卖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低附加值供应链要素等分得国际合作利润的“残羹冷炙”。2004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罗技国际集团公司（Logitech International），其设在中国苏州的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旺达（Wanda）牌无线鼠标，每只在美售价约40美元，中国赚取的人工费仅3美元，与此同时，罗技在加州的450名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也远超苏州工厂4000名员工的收入总额。利润流失、环境破坏、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层出，使得促进供应链价值链分工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成为广大非核心经济体的普遍诉求。在21世纪初，就有越来越多的非核心经济体要求平等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财富、知识和其他各种权利，反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希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

2.可供选择的策略

由于非核心经济体大多势单力薄，难以拧成一股绳，面对核心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上的“退”，以及在全球金融链上的“进”，它们的理性选择仅是在核心经济体提供的选项下亦步亦趋，无法独立引领时代潮流，只能继续忍受核心经济体的“宰割”。即便是非核心经济体中比较强大的经济体，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下，也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因此，如果不能由一个足够强大的联合体或合作组织及时设计出妥善的替换之策，以及构建起相应的实施平台、体系和发展模式，大多数非核心经济体或者甘愿“缴械投降”，仍听任核心经济体摆布，在此过程中分得一杯羹；或者以逆全球化策略消极应对，“躲进小楼成一统”以求“自保”，但仍然无法避免被核心经济体各个击破的命运。当然，非核心经济体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策略，如加入由非核心经济体组成的区域化合作组织，包括上海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

四

破解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的战略思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当今全球供应链困境大致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由国家本位主义导致的思维困境；二是资本主导下形成的制度不平等困境；三是被资本扩张规律裹挟的困境。同时应该看到，短期内重建WTO框架下的全球性供应链合作组织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应当充分认识到区域化已成为当今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新趋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在原有的全球化合作框架下，全球价值链也主要是由北美区域价值链、欧洲区域价值链以及亚洲区域价值链构成的。摆脱全球供应链合作的三个困境，需要确立新的战略思路。

01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打破思维困境

国家本位主义可以视为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拓展。在此前提下的理性行为是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囚徒困境”的根本原因。即便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算起，国家本位主义思想业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该思想体系为围绕国家利益展开的国际政治行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囚徒困境”的行为因而在逻辑上得以自洽。理论是实践的指引，完善的理论体系为政治行为提供合理性。构建有别于国家本位主义的国家行为逻辑体系是解决全球供应链“囚徒困境”的思想先导。因此从理论层面要用人类命运与共的思维体系系统地替代国家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成为新型全球供应链合作的理论指导。

1.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是重构全球供应链合作的前提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要从两方面克服国家本位主义的理论症结。首先，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价值观，以摒弃短视的“损人利己”且终将损人又损己的行为，消解狭隘的民族主义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危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奉行“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外交理念，此处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并行不悖，如周恩来指出的，可以在“国际主义指导下”发展出“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其次，在国家作为专政机器存续时，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以人民利益为重。国家作为专政机器代表的常常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因此，有时专政机器代表的利益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重合，有时则不然。因此在国家利益指引下做出的政治行为未必对世界人民有利，甚至可能有损于本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应当体现人民立场，在世界范围内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2.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也是跳出资本主义思维陷阱的重要手段

在资本主义思维逻辑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种与人种、文化与文化间的三六九等将是必然的事实。为何强者恒强？因为有能力。为何有能力？因为种族、血统优越。既然如此，强者没有必要同情弱者，不需要在意弱者，而“如果人们信奉强者为大，也就不可能真正遵守规则”，由此将衍生出一系列社会矛盾。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恰有助于批判由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以及霸权逻辑导致的经济中心对外围的剥削，改变供应链全球化中少数国家主导市场秩序、国际金融资本肆意妄为的局面，使之更好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大力宣扬这样的价值理念：人类是平等而非三六九等的，人类命运是一体而非各善其身的。

3.新冠疫情给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赋予了深远的现实意义

2020年以来三年的抗疫历程，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以深远的现实意义。在这次应对疫情危机的表现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首先，个别核心经济体在危机中大搞保护主义和单边霸凌，不断破坏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人类良知下限被不断刷新的过程中，曾经被奉为“普世”皆准的价值观、政治制度、个人主义等遭到空前质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集体反思。其次，新冠疫情深化了人们对健康安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认知，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最后，面对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下行趋势，在经济发展路径反思、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传统医药等关乎全人类生命健康幸福的问题上，更加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以上种种，都是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重要契机。

02

以平等互惠原则开展区域合作，打破制度不平等困境

缺乏信任是形成囚徒困境的重要因素，许诺、信任的缺乏，导致无法实现本可合作互利的局面。

1.交流沟通是增强互信的必由之路

首先，以求同存异为目标开展交流。交流的目的是增进双方理解、寻求合作基础，发掘双方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即求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适当的范围内搁置争议，即存异。二者结合构成合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其次，秉持平等互惠原则进行交流。要打破自身高人一等的交流模式，彻底改变资本霸权的话语逻辑。只有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流，才会真正有利于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破解现有全球供应链合作体系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最后，要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局限于单一方面的交流，难免因所闻有限而理解不足，误解、猜忌在所难免。全球供应链合作的交流不仅要建立在经济交流之上，还要进行政党交流、政策交流、文化交流、生态文明交流等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增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理解，彼此尊重，最终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实现高水平互信。

2.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搭建区域合作平台

为适应当前供应链合作由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的趋势，搭建区域合作平台是构建新型全球供应链合作的必选项。然而，我们应当警惕壁垒森严的区域合作平台，避免陷入逆全球化的恶性循环。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氛围下进行充分的交流，以团结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遭受排斥的非核心经济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团结有合作意愿的半核心乃至核心经济体，孤立顽固的逆全球化势力，最终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供应链合作模式。

首先，要构建开放式的区域合作平台，把区域合作作为全球供应链合作的新起点。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的经济合作组织，如上海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构建互联互通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如“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等，以与非核心经济体的合作为基础，不断纳入有合作意愿的经济体（包括核心经济体），逐步重塑全球化合作格局。构建开放式的区域合作平台重点在“通”，要“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进而“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衔接”。

其次，合作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这是区别于过去不平等合作的重要标志。以美国为例，即便面对盟国，其在制定重要举措时，也往往罔顾盟国利益，这使得越来越多盟国认识到美国的不可靠。2020年，本应由轮值主席国美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一波三折，最终不了了之。对其盟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对其他众多边缘国家了。同样的不平等“对话”也可见于欧盟内部，在英国脱欧之前，欧盟内部事务基本由德、法、英三大国掌控，中小国家并无多少发言权，这一点促成了当前欧洲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又导致英国脱欧。以上两个例子皆是违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合作，其教训值得深思。同样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如今的逆全球化趋势正是上一次全球化合作模式不平等造成的后果。为避免将来再现逆全球化浪潮，必须寻求构建新型的合作关系。在策划时共商，做到群策群力，兼顾各方利益，不能一家说了算，要倡导包容性和解，反对搞压制性妥协；在过程中共建，增强各经济体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在收获成果时共享，分好“蛋糕”，共享发展成果，让更多国家实实在在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好处，为合作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

03

开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建设合作，打破资本扩张规律裹挟的困境

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矛盾爆发是这场供应链逆全球化浪潮必然发生的根本原因，金融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是当今全球供应链困境的祸端。因此要避免这一困境再现，就要从经济基础着手，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供应链合作的推动力。在新开启的国际合作中，要坚持金融为实体服务、实体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1.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以实体经济合作为基础

国际合作必须在符合参与国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以实体经济的合作为基础，每一项金融产品都要有对应产生收益的实体经济，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供应链的采购、销售、信息、物流和技术等环节，以促进供应链的良性发展。然而，只要有金融资本集团的主导或过度干涉，这一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一是在决策层，要保证代表人民利益的团体话语权，稀释金融资本势力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防范金融资本集团的过度介入；二是在制度层，通过国际合作制定相关制度，以约束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过度扩张，禁止金融衍生品向关系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等根本利益的领域发展，同时防止金融超前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抑制投机性资本；三是在组织层，更多地引进各经济体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单位；四是在管理与技术层，要发展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与技术，及时监测到投机性资本的活动并对其风险加以防范。

2.建设服务型合作组织，实现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在充分权衡金融公司投资决策考虑因素、实体产业发展模式等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经济体政府、经济合作组织的干预力度和界限。一方面，要弱化由于政治斗争、经济投机等非正常经济活动对金融活动的干扰，从而使得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另一方面，平衡好政治性机构对金融业的监管与服务，当好金融业的“助产士”，在保证规范金融发展道路的前提下，简化行政手续，降低金融活动执行成本，同时，注意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更多着眼于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既确保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又使金融活动具有充分的主动性，最终实现金融引领，助力实体向可持续、利民生的方向发展。

五

结语

当前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资本金融化的矛盾显化。“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脱实向虚”的金融，最终会反过来绑架实体经济。当今的全球供应链困境正是被金融资本主义绑架的困境。因此，要摆脱当今的全球供应链合作困境，就不能遵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旧有全球化路径，必须构建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摆脱转移增长的零和游戏。

需要明确的是，供应链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退回“孤岛”状态，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下，搭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推动各方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设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是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必由之路。

作者信息

张兴祥，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委员，361005；

杨子越，厦门大学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361005。

来源

《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